其实在回归之前的几年，姗桃丝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直在学习中文，“几十个人，最后只有八个坚持到毕业。”随后的10年中，姗桃丝在特区政府中得到升迁。在就职中葡论坛前，她已在民政总署担任局级职务。
虽然选择留下，但大多数土生葡人当时还是选择了葡萄牙国籍，这与新一代土生葡人大有不同。“我们在家里都讲葡语，孩子们也去葡萄牙探亲，但是他们觉得选择中国国籍没有问题。”
姗桃丝有20个子侄，“他们连走路的节奏都比我们快很多，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不同。”
姗桃丝觉得与生于60年代的自己相比，这些已经进入社会的青年更像内地大城市人和香港人，生活中鲜少留有他们的南欧先辈闲散舒适的特点。
姗桃丝的子侄们大多数在政府工作，延续着土生葡人的传统。她觉得，一些改变也在慢慢发生，“因为他们都会双语，所以很多人去做生意。”
在中央的支持下，澳门正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发展的平台。姗桃丝对此感受颇深：“刚刚还有企业打电话来问有没有翻译，我说哪里还有，早就派光了。”
变化中长大
发展与葡语国家贸易，是澳门经济转型的努力之一。
回归十年后，拥有55.7万人口的澳门生产总值达到1718.7亿澳元，人均GDP比1999年增长2.8倍，在亚洲仅次于卡塔尔和阿联酋。除了在中央的帮助下推进贸易和旅游业，由赌权开放而快速发展的博彩业也为澳门经济增长贡献了主要力量。
在经济方面，由于财政收入快速增加，特区政府开始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现在超过80%的澳门年轻人都可以以很低的学费读大学。
癌症患者可以享受全程免费治疗，甚至可以离澳寻找更好的治疗方法，并由政府付费。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澳门应急式、救济式的福利项目，如社会救济金、失业津贴、破产欠薪垫支等的受领人数及支付金额均全面下降，养老金、出生津贴、结婚津贴等具普遍性的福利支出及受领人数增加。
同时，澳门的基尼系数却从1999年的0.43上升到2006年的0.48，持续高于国际警戒线0.4。
“过去青年人工作几年可以买房子，现在买不起了。”吴志良说，这是新一代人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2007年，澳门全年房屋成交价较上年上升29%，两室一厅的月租金已经由过去的一千元左右增加到三四千元。
他觉得，回归十年后的澳门，“发展来得太突然、太快，产业的矛盾、民生的矛盾，都是开始没有预料到的。”
根据2004年中科院发布的报告，澳门正在经历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上世纪90年代开始步入社会的一代人，正是在这样的十年中开始认识社会。
平均每143人有一个社团
回归孕育了澳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代人，高级别和专业化的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成为澳门新的社会阶层，并因此谋求社会各个方面的改变。
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高级学校公共行政课程主任娄胜华，曾经调研了澳门几乎所有主要社团，他认为，这在澳门林林总总的社团中可以得到反映。
蓬勃的社团以及因此形成的独特的社会运行模式，是澳门社会的特殊之处。
由于“双轨制”，澳葡时代的华人社会出现了自我管理机构。“大量华人移民面对语言、知识、技能都与自己有很大差距的外国殖民政府，个人几乎无法沟通，所以就通过团体表达自身诉求。”娄胜华解释说，这时社团与成员是委托和庇护的关系，社团负责人也因此扮演家长的角色。
回归改变了澳门居民的政治身份，他们由原来的被管治者转变为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能够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主体。社团作为政府与民众间的中介作用开始减弱，而承担其他社会功能的社团依然蓬勃。
2000年澳门有注册社团1839个，到2008年6月底，新注册社团2156个，增长超过125%。在澳门，平均每143人有一个社团。这些社团涉及志愿者、教育、卫生及其他领域。
“首先，澳门延续了几乎无门槛的结社制度，最主要的原因是华人的参政意识比以前更强烈。而澳门施行间接选举，提名与选举必须有社团支持。”娄胜华举例说，社团数量的增长峰值出现在2006年，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注册三年的社团就可以作为“法人选民”登记，参与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