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特区的世界遗产保护和文物保护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澳门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所提高，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每年也在加强。
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把它做得更好并且传给下一代，这应该是澳门全体市民和特区政府的目标。
黄伟麟：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澳门
这十年证明，澳门没有对土生葡人持一种不公平的态度，相反给予了特殊照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澳门报道
内地人之于黄伟麟的印象，是澳门“唯一”的歌手。今年，他参选立法会时很多澳门人也有疑问：他不是歌手吗？怎么会懂政治呢？
其实70年代出生的黄伟麟曾有超过15年的公职人员经历，他甚至以专业界别成为第二届、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
从小梦想成为歌手的黄伟麟，却像其他土生葡人那样，按部就班地进入政府成为一名公务员。直到回归的到来，让他的歌手梦得到更多鼓励。三年前，他选择离开政府，正式成为一名歌手。
葡文名为MIRO的黄伟麟今年参选虽然并未成功，却代表了两个努力的开始---过去澳门立法会几乎没有演艺界人士；同时，这次参选是他和许多土生葡人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觉得，应该在这样一个平台里有代表新一代土生葡人的声音。
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在1999年前曾经离开，不过终又回到澳门。黄伟麟说，对于土生葡人来讲，这里才是真正的家。
从教堂出来去土地庙
我小时候生活在氹仔，家在嘉谟圣母教堂旁边。那里住了十几户葡萄牙人，是一个小的葡萄牙人聚居地。
那时我没有中文名字，上的也是葡语学校，朋友也几乎都是土生葡人。我们这样的孩子小学或初中毕业就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和华人不一样的还有宗教：我一出生就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每到平安夜，爸爸就带我去嘉谟圣母堂做弥撒，牧师举着耶稣像，我们逐一亲吻过耶稣像的脚。
爸爸曾是军人，在40年代末从葡萄牙派驻到澳门，后来当警察。他小学文化，也没有特殊的家世。回归前，葡人虽然并不是都富裕，但因为语言的缘故几乎都在政府里工作，所以收入比较稳定。
不过，我妈妈是广东人。所以我经常跟爸爸从教堂出来，就跟妈妈去拜土地爷。
我妈妈很喜欢听广东歌，爸爸也是个超爱听音乐的人。他的黑胶唱片全都按分类摆放，井井有条。我12岁时妈妈去世了，爸爸要工作，不可能整天在家陪我，家里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自己就会翻开这些唱片，可以说音乐陪伴我长大。虽然说不好中文，我却可以跟着唱片唱广东歌。
十六七岁时，我看到澳门和香港的歌手同台演出，但澳门歌手唱的也是香港歌。于是就想，我要站在台上唱澳门自己的歌。
我跟爸爸讲了我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他问我是不是放弃了？我说真的不知道从哪做起。他就问我，有没有想过怎么做？会出唱片吗？我说可能吧。他问出唱片有几首歌啊？我说不知道。他问封面你想过吗？我说没有。
爸爸就说，你做一个梦想档案，把这些东西具体化，用图画或者其他办法让我们都能看见这些东西。我还记得他那时跟我讲迪士尼先生的故事：他一直想盖一个很大的乐园，但这个乐园建成时，他已经去世了。他太太却说：一点没有遗憾，因为我先生是世界上第一个看见这个乐园的人。
后来在1995年，我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发现我实现的东西跟我的梦想档案有80%以上吻合。所以，有梦想就要敢于付诸行动。当然，需要有好机会。我觉得澳门回归就给我带来了这样的机会。
曾给何厚铧做记者会翻译
大约在1988年，我高中毕业。正好政府开了一个语言学校，相当于大学学历。我因为小时候就接触广东话，所以就上了语言大学。
那时之所以办这个学校，是因为澳葡政府觉得《中葡联合声明》后与中国的交往越来越多，需要大量翻译，他们想用三四年时间培训一些翻译人才。为吸引大家去上学，每个月还给4000澳元补贴。
澳门有别于香港，香港很早就有双语制，但澳门的葡人不讲中文，华人学校则以中文教学，两个群体接触、交流都很少，双语人才非常缺乏。
语言大学每年只开两个班：中文班和葡文班。来自葡语教学系统的人学中文，中文教学系统的人学葡文。每一班15人，这样4年后就有120人为政府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