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史宝月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843万余元，是轰动全国的“金华税案”嫌犯。案发潜逃后，他伪造身份，在多家媒体任职，频繁跳槽。2010年调任张家港市市委党校副校长。他曾获全国性奖项50多个，在潜逃期间资助了28个贫困学生。
逃犯可能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以“逃犯成为”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一下，便会发现，答案异常丰富、相当挑战人的想像力。比如，逃犯可以成为“著名学者”，逃犯可以成为知名演员，逃犯可以成为寺院名主持，等等。现在，最新曝光的“逃犯变身党校副校长”，显然再次刷新了这一纪录，大大拓展了逃犯变身的可能空间和边界——逃犯不仅可以通过漂白身份跻身一般的社会行业，而且甚至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森严的“体制内”，成为一名被组织部门认可的“领导干部”。
从史宝月个人角度看，其13年处心积虑“认真”造假、漂白身份的各种努力，无疑相当成功，不仅长期瞒住了追逃的公安机关、曾经辗转就职的许多媒体，而且也骗过赋予其身份、提拔重用他的一级组织部门。但反过来看，史宝月的成功，无疑映衬了后者的“不成功”。史宝月的全套身份，从身份证、户口本，到学历文凭、档案，再从姓名到年龄，无一不假，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竟然硬是没有察觉、一路放行了。
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史宝月的成功造假、组织部门的深度被骗，也并非没有可谅解之处。经济领域的假食品、假药品，教育科技领域的假学历、假文凭、假论文、假职称，文化领域的假创作(抄袭)、假唱、假文物，行政领域的假政绩、假统计，等等。置身于这样一种高频率高渗透性的社会“假”境之下，即便是组织部门也有“防不胜防”的时候，并不让人意外、费解。
抛开特殊的逃犯身份不论，单就履历造假而言，史宝月的造假行为，实际上并不比许多其他并非逃犯的官员的类似行为，更为严重恶劣。比如，此前曾被称为“除了性别什么都是假”的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再如媒体最近曝光的“高中大学文凭都系伪造”的陕西府谷县司法局副局长刘利荣，“11次篡改学历年龄档案”却依然获得升迁的山西河津市建设局局长薛新民。与这些人相比，“曾获全国性奖项50多个”、在潜逃期间“资助了28个贫困学生”的史宝月，有人恐怕还要为他惋惜不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