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则关于农民工的新闻热议颇多：一则是一些农民工到洛阳伊川县范仲淹墓前跪拜，祈求范公显灵，帮他们要回被欠的工钱;一则是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因通过微博邀请农民工吃饭，8位报名者作为代表赴宴，席上说了很多心里话，却有网民斥副厅长“作秀”。
两则新闻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中国人差不多都能背上一两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代名臣之中，范仲淹可谓是民本思想极重的一个人物，他的忧，很大一部分忧的是 “穷檐之疾苦”——史载，范仲淹在任右司谏时，京东水灾，灾民遍于开封，本来这事跟他无关，他却上书言事，面陈救灾，责问皇帝宫中一日无食该如何?因此事难办，职官推托，皇帝派他去，他救济安抚了灾民，还带回灾民充饥的鸟味草交付皇帝让宫人尝尝。
范仲淹一生被贬多次，但面对黎民之苦，向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种“为百姓请命”的气节，“爱民如子”的精神，现在都不大讲了——有人说，现代社会了嘛，民众若是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完全可以用法律去保护自己，而不应该再寄托于清官或贤人政治。大概也是因于此，那位请农民工吃饭的公安厅副厅长，才被某些人鄙之以“作秀”，虽然副厅长本人否认了“炒作说”，但他也表示，这纯粹是自己周末的一次个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
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似乎是全球政府机构发展的潮流。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理论，政府的组织架构，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每个个体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政府机构还拥有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就像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而作为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也摆脱了过去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先赋使命感，与一般的职场雇员无异了。
当然，对权利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可以使每个人都能照章办事并避免寻租和权力无限扩大。但程序化、公式化也会带来官僚主义八股化和僵硬化的危险——比如，许多农民工说起讨薪过程中的最大痛苦，就是“感觉自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不知到底该找哪个部门”，这背后固然有制度不顺的原因，但是否也因为我们的有些行政人员离百姓实在太远、对底层的疾苦缺乏体察?制度再好，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最后都需要人来执行。对群众是否有感情，当然决定着服务质量的高低。当农民工上门求助时，公务员们是微笑着还是板着一张脸，效果可能全然不同。同样的，请农民工吃顿饭，即使不能马上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聊一聊家常，听一听烦恼，交流一下情感，何尝不是对农民工兄弟的一种服务?说得大一点，对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呢。
范仲淹曾主张，为政者应当“究其所病，察其所宜”，“彼患困穷，我则跻之于富庶;彼忧苛虐，我则抚之以仁慈”，这种情怀，历千年而不褪色。而农民工们讨薪不成，还是要到范仲淹墓前哭诉，从中亦可见民众对于好官的朴素期待——大概不能说这种“清官情结”就是完全落后的。当今的公务员，在强调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规则之外，是不是仍然可以学学范仲淹这位古人，以国事民情为忧，亲民爱民，甘苦与共呢?至少，不能让农民工把讨薪的希望寄托于范公显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