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以来,重庆多条线路的公交车身上出现了“重庆42℃,利川24℃”“我靠重庆,凉城利川”“热!到利川凉快去!”等广告语,以此推介利川旅游资源。利川市旅游局局长孙福民随后表示,不论广告效果如何,利川“凉城”被大家记住了。(本报今日17版报道)
“我靠重庆”是不是最牛的车身广告,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其延伸含义才是关注的重点。结合此前的“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的宣传语,可以说,“我靠重庆”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诱因和群体心理作为支撑,其中又夹杂着对舆论学、公众行为的巧妙掌控。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的意义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正确传达的。我们常常会为自己不能准确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苦恼,这说明我们发出的符号并没有正确传达我们本来的意图。就“我靠重庆”来说,这种“不论广告效果如何,利川‘凉城’被大家记住了”的观点,就足以说明,“我靠重庆”恰恰利用了这种传播的模糊性,甚至是有意为之,是在故意混淆和突破界限的前提下,达到了争议性的效果。
但显然“我靠重庆”并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学课题,而是一个利益学课题,甚至可以说,这是充满了投机和算计的一场精心策划和造势。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在泛功利化的社会背景下冷静审视之。
就笔者的观点,“我靠重庆”隐藏着精明的算计心理。说穿了,“我靠重庆”是对公众注意力的一次极力争夺,是对公众的“算计”,落脚点是旅游利益的攫取。众所周知,注意力经济是指最大限度吸引用户或消费者的注意力。在这种经济状态中,最重要的资源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不是信息本身,而是大众的注意力。谁要想拥有广大的市场,谁就必须争夺到大量的注意力。根据这样的逻辑,“不论广告效果如何,利川‘凉城’被大家记住了”的观点便得到了实现。
但是,问题绝对不是如此简单,如果对注意力经济的强调过度的话,忽视了对吸引注意力的道德评价和精神意义,恐怕就会导致对注意力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尊重,甚至会产生反社会文明的尴尬效果。道理很简单,任何广告不仅要符合国家相关法律及人们的道德标准,而且还应具有艺术欣赏价值。广告作为沟通的艺术,沟通的不单是来自产品功能利益的主张,更是来自某种深层文化心理的认同。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我靠重庆”有何伦理和文明的价值呢?除了恶俗之外,恐怕就是赤裸裸的利益攫取欲望了吧?这是整个社会所能接受的吗?
应引起社会反思的是,“我靠重庆”背后的泛功利化困境何以消解,否则,即使今天制止了“我靠重庆”,明天恐怕有关方面会弄出更倒人胃口的庸俗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