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国家公务员局局长尹蔚民在会上表示，今后要坚持和完善从基层一线选拔公务员制度，充分发挥考录政策的导向作用，加大从农村、社区优秀基层干部中考录公务员的力度，探索从优秀工人、农民等生产一线人员中考录公务员的办法。这一政策信息引来了网民的热烈回应，对公务员人事改革的动向也议论如潮。
这种集中关注源于两方面。从公务员体系内部来说，职业发展遭遇“天花板”，近年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显现出人事制度在职业激励上的负面效应。破除这种发展的“天花板”，成为公务员体制选人用人的急务。从公务员体系外部来说，持续发烧的公务员招考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大景观。偌大的国家，无分老幼、无分行业都在谈论公务员、羡慕公务员，梦想跻身公务员队伍，不免令人有时光倒流的错觉。
因此，加大力度从基层选拔公务员、探索从工人农民中考录公务员，这是公务员体系提升开放性的表现。研究中国社会流动的学者指出，自1980年以来，产业工人、商业服务员工和农民工进入国家与社会治理者阶层的几率明显下降。而扩招带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大学毕业生进入党政体系的机会也大大下降，“蚁族”成为群体失落的代名词。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提升公务员招录的开放性，所引发的社会关切可想而知。
然而，公务员人事改革的关键词，又并非提升开放性所能全部涵盖。正如尹蔚民所言，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公务员制度改革到了攻坚阶段，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舆论观察进一言，这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其中就有当下必须直面的职业不平等问题。公务员招录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成为芸芸众生孜孜以求的去向，有志于投身公共管理固然是一说，但公务员体制在中国职业类别中的不平等优势，则是更加真实的制度现实。
因为，一个社会的职业结构同样存在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公务员招录强调向基层敞开大门，向工人和农民伸出橄榄枝的时候，它也同时表明了基层发展的困境，以及工人、农民这些职业群体的明显弱势。之所以说，正视和消除职业的明显不平等更加重要，乃是在于，即便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可以成为公务员，但社会的永续发展却不可能只有公务员而没有工人和农民。因此，给不同的职业以平等的制度待遇，平等的发展机会，恰恰是走向合理的社会职业结构所必须的。
现实地看，今天不同的职业之间仍然存在人为的制度鸿沟。类似于公务员体系，享有许多超国民待遇，而类似于农民等职业，则依然处在争取国民待遇的路上。这种差距的历史成因应该尊重，但现实努力不应该是固化这种差距，而应该是削减甚至消除这种差距。因此，公务员人事改革也应该在职业平权的方向上推进。在养老、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福利政策上逐步形成统一的国民待遇，而不是强化和固化这种职业不平等。
公务员人事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部分。毫无疑问，这种改革的外部效应，势必会触及整个社会的精神激励和资源配置，进而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构成深刻影响。这是公务员人事管理体制不可能闭门造车、就事论事的根本原因，也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公共治理和政治伦理不能回避的问题。加大力度从基层选拔公务员，从工人、农民中考录公务员，这是公务员体系选人用人的积极探索，但也不能遗忘了消除职业不平等这一更加深刻的体制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