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杨女士去茶馆打牌遗落5000元现金被服务员归还。杨女士丈夫给了服务员200元酬谢。回家后杨女士觉得不该给酬金，夫妻俩到茶馆要回了钱。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6月14日《新快报》)
网友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收取酬金的行为，一方面是基于目前所面临的道德现状。虽然近来涌现出不少道德模范，但道德滑坡仍是不争的事实。在“好人难做”的语境下，拾金不昧已是一种稀缺品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苛求拾金不昧者没有一点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则出于基本的情理、法理判断。失主主动赠与酬金，在法律上就是一种赠与行为，所以服务员收酬金，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时光倒退几十年，“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社会共识，倘有人拾金不昧要收酬金，必然遭到舆论的谴责。再往后，人们对“做好事不求回报”重新审视，不同声音开始响起。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人认可收取酬金，包括在法律层面鼓励有偿做好事。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会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人性中高尚与卑鄙并存，每个人都有利己的一面。正因如此，才需有道德约束，才需制度激励和舆论褒扬，甚至利益上的奖励，来激发人性向善。
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与他们弟子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事后收下一头牛的谢礼。孔子说：“鲁国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救人于危难。”子贡为一个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身，按照鲁国法律，他花费的赎金可以到官府去“报销”，但子贡却没有接受。孔子说：“鲁国不会再有人为别人赎身了”。《淮南子》对此的评价是：“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子路和子贡都没有错，其实，也许绝大多数人都是“子路”而非“子贡”，子贡的身上折射出的是一种道德的理想主义，而子路身上则呈现出人性的普遍性。
呵护行善者的利益诉求，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是推动社会前行的一种正能量，这比个体某一次的拾金不昧更有价值。因为人人都可能是一个行善者，也可能是被助者，只有在相互宽容和理解的社会氛围中，道德的成长才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做好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