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城市在管理思维上呈现“画地为牢”的趋势：比如，最近启动试运营的北京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服务对象只限于北京户口;杭州市新颁布的《杭州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对外来人口提出了高中学历要求。(综合6月17日《工人日报》、《京华时报》)
开放的城市，除了要打破现实中看得见的高墙，更应该打破心理、文化、制度等隐性的墙。在城市治理者的眼中，楼可以有高低起落，路可以有宽窄，但公民的权利不该有贵贱。户籍制度的存在，可以是属地的约束，但不应有权利的囚禁。城市在公共服务上分本地外地，在城市准入门槛上以学历对流动人口进行区分，这明显是一种歧视行为。
多年来，很多城市的发展得益于外来人口制造的红利，无论是宏观上的城市GDP，还是微观中的生活点滴。无论是高楼大厦的建造，还是豆浆油条的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外来人口，城市发展恐怕很难有如此高的效率。不可否认，有些外来人口也充当着城市破坏者的角色，但如果管理者不审视自身的职能，因之否定整个外来人口群体，未免太失公平。
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贡献不可磨灭，但城市又反哺给这些建设者们什么?高楼林立，竟然难以容下外来务工子女的一张书桌;交通网日趋完善，却因为没有本地户口租不上一辆公共自行车;城市追求品味的脚步越来越快，却容不下一个高中以下学历的追梦者;城市的福利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奢华，却不能给为之奉献的外来人口提供最起码的社会保障……一些城市似乎习惯消受外来人口创造的一切，并认为理所当然，而忘记了最起码的公平。
户籍掣肘，不应成为城市逃避回馈责任的借口，也不应成为城市感恩“新市民”的障碍。城市公共治理，是服务纳税人的，并不只是服务本地居民的。在这片土地上，对待创造价值的人，理应怀有平等的尊重和礼遇，岂能画地为牢、罔顾社会公平。外地人不能租用公共自行车，明显是对外来人口的不信任;高中学历的门槛，亦是城市人的自负与傲慢。以管理便利和素质为名，拒绝为那些城市创造价值的“新市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显然是封闭畸形的公共治理理念。
将公共治理的平庸和无能，归罪于外来人口，城市管理者的心胸未免也太过狭小。如此，又怎能引领城市走向更高的层次。对外来人口的学历素质设置门槛，实际上也是城市管理者对自己的管理能力不自信的表现。拥有更完善的管理，更周到的服务，低素质的外来人口才不会成为城市脸面上的“雀斑”。假如固守画地为牢的理念管理城市，流动和创造之美难免会变成一潭绝望的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