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取得共识，就需要夯实利益、知识、理性等方面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做到从容而不急躁，理性而不盲从。
可以说，我们生活在改革的年代，上至国家，下至地方，大到行业，小到单位，从农业、工业到服务业，从机关、事业单位到企业，都在强调改革的重要——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不认同。但是，一讲到具体哪些要改，哪些先改，以及怎样制定改革的方案，人们立刻意见纷争，互不相让。有人甚至绝望道：要改革形成共识，难于上青天!但其实改革共识形成之难，并不在于意见太多太杂，而在于意见交锋得不充分，讨论得不彻底。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共识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会有各种障碍阻挠改革共识的形成。其中，以下障碍因素就很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是“目的掩盖”。当具体改革问题摆上桌面时，实施不同的改革方案，会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带来不同的调整。于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都会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提出对自己群体最有利的改革主张。只是，在当今社会，虽然我们实施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对追求利益的正当性给予了肯定，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不愿意将利益问题赤裸裸地摆到桌面上进行讨论。在改革中遇到的大多数情况是，人们明明是为了不同的利益而博弈，但在意见交锋时，讲的却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这样，利益博弈就变成了比唱高调和讲大道理竞赛，而对实质利益问题却避而不谈，结果自然只能是离共识形成的目标越来越远。所以，对许多改革，特别是涉及利益调整问题的改革，在改革的主张方面，应当鼓励人们讲出自己的利益主张，要防止用大道理来压制利益主张的做法。也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改革共识形成的利益基础。
其二是“知识分工”。当然，抛开利益之争，有时就改革的认识来讲，人们也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共识。其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的生产和使用是处于一种分工状态下进行的，在解决涉及到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的改革问题时，如果人们仅凭自己熟悉的专业知识来发表意见，其结果自然会产生“各说各词，各说各理”的局面。要解决这种局面，必须认识到改革面对的大多是一些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其不仅涉及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问题，也常常与各种自然科学领域问题高度相关。正因为如此，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对改革都应拥有自己的发言权，也只有让这些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有关改革的不同见解都充分表达出来，并在相互辩论的过程中逐步相互融合，人们对改革的意见才能向形成共识的方向迈进。也只有如此，才能构建起改革共识形成的知识基础。
其三是“理性局限”。现代社会日趋复杂，不同利益主张的群体众多，知识分工日益深化。在这种状况下，要处理好绝大多数改革问题，就个人来讲，普通人不用说，就算是拥有绝顶智慧的政治家、学者或其他伟大人物，其个人的理性认知能力都无法应对。可以说，只要不存在超人，就没有一个人能对当今改革涉及的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和核心利益，以及各种知识成果和现实社会变动不居的方方面面信息全部牢牢掌握，更不要说加以合理运用了。但改革又需要依靠人类的理性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工具，对此，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尊重个人理性的同时，又要看到个人的理性局限，要防止由个人理性局限带来的负面作用。在现实中，已经有太多由少数权威人物或权威部门说了算带来的改革教训，这些改革大多既脱离实际又劳民伤财。因此，改革的共识，我们只能通过个人理性的争辩来发现，而这其实就是发挥集体智慧的过程，也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改革共识形成的理性基础。
改革要取得共识，就需要夯实利益、知识、理性等方面的社会基础。遗憾的是，现实进行的许多改革显得既鲁莽又草率，没有或不愿意在这方面下足功夫，结果导致大量由“利益掩盖”、“知识分工”、“理性局限”带来的矛盾旋涡，给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焦虑和痛苦。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只有重视并切实搞好改革共识形成的社会基础工作，改革才能做到从容而不急躁，理性而不盲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