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的案件在举国关注之下终于峰回路转，使许多人悬着的心落了地，开始纷纷赞扬舆论的胜利，对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也不再关心，似乎吴英案已经结束，类似的事件不会再发生。在笔者看来，吴英案的审判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社会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经验教训。
我们不仅要关注吴英的生死，还要关心此案给社会带来的效应。认真总结此案，有助于厘清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牵涉司法，还牵涉到金融秩序问题，甚至涉及到小微企业自身弊病引发的融资难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对以下两个问题取得共识，才能使吴英案不会被复制。第一个问题是，吴英犯案并非当前中国信贷体制所逼。吴英也不是检测法制不完善的英雄人物。第二个问题是，吴英犯案不属于对民间借贷困难进行的突破式尝试，不是对当前民间借贷政策的有益补充和改革尝试。吴英案只有教训可汲取，缺乏经验可借鉴。
尽管我国信贷和金融体制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但中国在过去20年成功抗击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始于美国的金融风暴，这两次成功都不能简单说成是单纯的幸运，而是说明我国当前的金融体制是相对安全的。它虽然有些保守，却能把金融危机有效阻击在境外，既让中国安然绕过一个个险滩、保持增长，也令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和银行家对中国的信贷体制、监管措施充满好奇。吴英犯案与金融体制无关，而是滥用了人们对她的信任，企图绕过金融监管自行其是，其失败和翻船在哪个金融体制下都是必然的。
有人说，中小企业在中国融资太难，但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多数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原因很简单，“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恰恰就在于谁能保证还钱?无抵押、无担保的借贷关系是不可靠、不可提倡的。我国的小微企业多如牛毛，不少企业度日如年，每天都在生死之间徘徊，但由于这些企业没有担保和抵押，日子再苦银行也不敢提供贷款。因为银行也承受着严厉的监管压力，贷出的钱收不回来，有关人员轻则丢职失业，重则受罚被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利用银行放贷严格的审批程序，和部分企业迫不及待的借贷需求，用超高利润忽悠一些投资者，把他们的钱圈进口袋，再伺机用高利方式贷出去，从中获取回报。这种行为不能被看成是融资的衍生品，只是冒险加投机的胆大妄为之举。这种地下钱庄盛行、高利贷猖獗的现象也曾在19世纪末的工业大发展时期的美国出现过，但是很快被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压制下去，没有让其泛滥成灾，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致命打击。可见，法律不保护这样的融资行为就是在保护更多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