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猝死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据近日央视《新闻1+1》报道，我国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多达55万。也就是说，每天至少有1000多人猝死。青年猝死案例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劳累，有调查显示，30.3%的职场人每日工作超过10小时，最长为16小时，65.8%的人回家后需继续为公司工作。
个体的悲剧积累多了，也便就是时代的不幸。岁月流转，从偶发到多见，“猝死”渐增，也该是直面和反思的时候了。所谓“职场”，不过是人生安放的一隅，“谋生”永远不应超越“生活”本身。只是，当现代人深陷于高压、焦躁，或过劳或猝死，难免令“工作”陡增悲情。这早已不是“享乐与勤奋”的世俗价值观之争，空耗健康和生命的职业状态，是对人心底线的蚕食。
“猝死”之痛，已是普遍现象。但你我也必须承认，崇尚勤劳的民族性，以及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确实令得此间的“猝死”发生率比别处多了些许。可以想见，在福利完善的语境里，人们的休息权得以保障，断然不会陷入无休止的“过劳死”隐患中。
某种意义上，我们所生活的现实，是在践行“最彻底的自行负责”——孱弱的公共保障之下，个体不努力就没有退路。最基本的体面和尊严，全系于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积累。当然，“积极的职场面貌”，促成了整体社会的进步。然而在此过程中，职场人的“小生活”，却迷失于那种“为生活打拼”的狂热中。其后的结果是，工作、加倍工作，乃至牺牲健康地工作，被包装成了最天经地义的职场精神。
职场，甚或是全社会，皆应恪守起码的价值次序。无论是“推崇勤劳”，鼓励“自富自荣”，还是宣扬“创富精神”、“雇主权威”，都当守住最底线的操持，尊重人的权利、生命!谁都知道，时下市场主导着一切，乃至“劳方”的命运;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惯用的“科层制”，也铸就了上下级间牢固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久而久之，无论企业还是公职部门，都形成了看重“整体产出”，轻视“个体代价”的思维定势。
所以，审视“猝死”现象，先该厘清，为什么过度劳累会普遍存在?直接原因是，法定的工时制不被遵守;深层原因则是，宽松的“监管”，能最大幅度调动个体工作力，从而符合追求“整体产出最大化”的社会治理思路。只是，现实如斯，终究难以为继，且不说其不符合抽象的道义要求，单单考虑人口红利的必然递减，已显“高危”的职场生态，又怎还有太多可供发掘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