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需要注意一点，官员是官同时也是人，其实，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中，有些确实与腐败无关。”杨敏说，“既然官员也是人，自然也会有心理疲劳的时候，脆弱的心理素质也容易最终导致自杀。”
他表示，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各种问题、矛盾层出不穷，致使官员们面临的责任压力也很大，自然灾害、流行疾病、群众上访、官场争斗、工作失误、社会诱惑、家庭责任等多方面的因素往往同时袭来，也同样会使一些官员产生焦虑、愧疚、烦恼、郁闷。不断出现的官员自杀，已经暴露出国家在官员心理辅导机制方面的缺失。
“需要说清楚，并非所有的官员自杀案件都属于涉嫌贪腐畏罪自杀。”他说，“比如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包括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平武县移民办主任罗世斌、绵阳市政府办处长何宗华等震区多位官员的自杀，以及其他地区一些官员因为工作、生活压力的自杀行为，和普通人的自杀原因差不多，不应该被过度猜测。”
“一方面是现行的干部培训往往侧重于枯燥的政治说教，忽视精神心理健康对干部工作的重要性。”杨敏说，“另一方面却是现在社会公众总是习惯把官员自杀视为贪污腐败的结果，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存在其他的原因。其实这反映出了官员信任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已经非常脆弱。”
从抑制腐败入手
现实的情况是，一旦有贪官自杀的消息传出，老百姓都会表现出“拍手称快、奔走相告”的心态。本来，在一个运作良好并且合理公正的反腐司法体系下，民众是不会对贪官自杀表现出如此兴奋的，而现在的兴奋状况显然说明了贪官的生命已经被群众漠视。
杨敏表示，由于一些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成因，中国官员的道德自觉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官员的失德行为也容易败坏社会德行、危害社会正义。所以，官员非正常死亡，已经不是官员的私人事件，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公共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