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官员是以何种方式自杀甚至‘被自杀’，有关部门都有责任调查清楚，并且一定要让公众获得充分的知情权，才能平息质疑。”杨敏说，“如近期的乌小青案、杨宽生案、葛祥案现在都还留有疑团，社会大众的关注并没有得到满足，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给予释疑，尤其是遗书内容的公布。”
显然，贪官自杀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死亡，但并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即如何评估其影响，如何避免其发生。
他表示，事实上大多数贪官都非常怕死，尤其职务越高的越怕死，比如李嘉廷的案件就很有代表性。李嘉廷被双规后，其妻子王骁因为曾经大肆收受一些官员及老板的钱物，成了李嘉廷收礼受贿名副其实的“总管”，遂被有关部门列为调查对象，随后她在家里卫生间的热水器上上吊自杀身亡。而李嘉廷却一直老实交代问题，接受法院判决和监狱改造，从来就没有发现其有想自杀的迹象。
重庆市的司法官员吴生也表示，从近年来贪官的落马统计来看，选择自杀的多是级别较低、贪污数额较小的官员;而那些动辄贪污受贿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部级、厅级官员却很少选择以死谢罪天下，他们或百般抵赖不肯认罪，或不停上诉以示冤枉，或千方百计戴罪立功来保留性命。
“可笑又可悲的一种情况是，许多严重贪腐的官员在案发后，都把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当作一个奋斗目标，目的都是为了保全性命，随后再想办法混个‘无期徒刑’，再混个‘有期徒刑’，总还会有出头之日，与其在位时那种风光无限、飞扬跋扈完全不可对比、想象。”杨敏说，“显然，腐败已经成为官员落马、自杀的导火线，或者说重要成因。”
他表示：“对于抑制腐败的呼吁、打击和研究工作可以说已经做了许多，而且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客观地说要抑制贪官的自杀显然非常难。众所周知，一个成年人一旦下了决心要死，是很难挡住其行为的，何况是情况复杂的贪官们。”
“比如有些涉案贪官，办案人员已经收掉了他身上每一件坚硬物品，但是没有想到某天在吃饭的时候他迅速把筷子折断吞了下去，让办案人员防不胜防。”他透露，“比如乌小青的死并不能改变他曾经有过的罪恶，不能改变社会大众对他的负面印象。从某种层面而言，我们更愿意乌小青好好地活着，因为很可能还有‘更大的鱼’可捕，而他一死，继续调查的难度就大了。”
杨敏说：“由于大部分贪官的自杀行为都发生在被调查、被羁押期间，这样还给办案机关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压力和负面影响。要么有人认为办案人员涉嫌刑讯逼供、草菅人命;要么有人觉得办案人员不把贪官当人看，不严格按照组织纪律和法律程序办，把他们都逼成了精神病，而后引起自杀行为。总之其中的误会和恶果很多，办案机关也经常吃了贪官自杀的哑巴亏。”
“显然，抑制官员腐败要比抑制官员自杀容易，前者可以依靠制度的完善，后者却有着千差万别的个体因素。”他说，“如果官员腐败的问题有效控制了，自杀的情况自然会逐步减少;反之，这样的情况不会自动停止下来，甚至会愈演愈烈。在目前的现实情况里，可以说是否腐败已经与官员是否自杀产生了必然联系。”
“清清白白地做官，就不会无缘无故地‘自杀’。”杨敏认为。
